曾亲自组织珐琅彩瓷器生产的“超级瓷器发烧友”雍正皇帝，这天盯上了脚下的地毯，下御旨不让在殿内铺龙纹毡毯，“铺地龙毡与人脚踏不宜。将现有龙毡另有用处且用，嗣后不必做毡。”脚踏“龙”纹不合适？那皇上您看铺什么合适呢？“尔等传与海望画花毡样呈览，朕看准照样成造”。十多天后，内务府主事海望拿着所画的四张不同花卉毡毯纹样进呈御览。雍正皇帝批示：“此花毡样俱好，但花纹太细了，恐其难染。尔将此样收着，或做坐褥、或做毡子时用。再照龙形大小改画花卉毡样呈览。”皇帝对毯子的看重可见一斑。
尽管羊毛花毯一百多年前已由清内务府引入北京织造，并由此扩散至内陆各地，但除了游牧部族所栖息的地域，手织花毯在这个黄土遍地的国度，始终隐身于宫廷、寺院、官衙与显贵豪门。直至欧美旅行者与古物搜藏癖将其拖至公众视野所及之处。今天小编带你看看清代宫廷的“脚下软黄金”。
世界上有四个国家在织毯和用毯方面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它们分别是中国、埃及、印度、波斯(伊朗)。中国地毯工艺历史悠久。据《史记》记载，大禹奉舜帝之命治水，根据各地特产物品确定贡品。其中冀州贡品是用筐盛着有花纹的丝织品；青州贡品是用竹筐盛着的柞蚕丝；梁州贡品是美玉、地毯。2003年，新疆鄯善县洋海I号墓地出土7件栽绒毯，断代约为公元前7世纪左右，可以说是目前出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毯。
中国地毯的发展起源于新疆，而后经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逐渐传播到甘肃、陕西、宁夏、内蒙、青海、西藏，最后由清内务府引入北京织造，并由此扩散至内陆各地。我国著名传统地毯云集在西北地区,有新疆地毯、宁夏地毯、包头地毯、西藏地毯、北京地毯五大类。“新疆毯早，宁夏毯好”，宁夏的地毯由于做工精细，色彩均鲜亮，质地优良，不仅成为龙头，而且从此承接了宫廷、寺院、贵族专用毯。
地毯点亮倦勤斋
倦勤斋西四间有故宫最精致的室内戏台。其天顶及墙壁上以透视法绘满蓝紫色藤萝花和彩绘竹篱，体现出奇妙的立体感和艳丽的视觉效果。但是，仅仅如此，室内装饰还不能达到完美境界。上图是在室内铺上了地毯的情景，几处地毯的点缀，令整间屋子显出浑然一体的华贵（供图/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而没铺地毯的下图则显得黯然失色（供图/故宫博物院）。
伴随着明清紫禁城的修建及明清家具的昌盛，地毯迎来了辉煌时代，紫禁城出现了“凡地必毯”的景象。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 , 雍正元年( 17 2 3年)在北京,染织局有9名技艺高超的地毯匠专为皇室织造地毯。
清太祖时期，八旗军的大帐内就以毯做内饰。入关以后，从顺治起，宫中设毡、毯、帘三项为一库，并配置工匠。康熙皇帝幼年时，宫中明朝遗存的地毯伴随着他的成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96 年，康熙因一次军事远征而在宁夏停留，熟悉的宁夏毯让他一见如故，于是，他把许多地毯匠师带回北京，在造办处下设立专门作坊，毡毯并入皮作。(偷偷告诉你哦，今天现存的制作于康熙时期的宁夏毯不超过 500 块，它们在拍卖会上的平均售价都在 10-30 万美元之间。)
1697 年，康熙皇帝将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划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驻牧地，立阿拉善厄鲁特旗。 1730 年，雍正皇帝在阿拉善设定远营，以扼守贺兰山通往内地的隘口。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寺传入阿拉善，寺庙被大规模建设，本来宁夏毯就受到清政府的喜爱，其作为寺院毯被大量制作，还作为贡品和礼品进献给清宫。这不但刺激了宁夏毯织造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然，也为宁夏毯带来了区别于其它毯的高贵身份。
乾隆年间，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向清政府进贡的地毯鲜艳悦目，富丽堂皇，引起了宫廷的重视，于是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内设立“地毯讲习所”，培训地毯匠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传授地毯技艺的机构，是清代地毯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建立也说明了清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并将出自内廷的图案样稿下达西北各地贡区，而宁夏毯融会了维吾尔族地毯的几何形锦纹，中原锦锻的如意、宝相花和龙凤图案，庙宇壁画的神仙故事，喇嘛教的“八宝”、“八吉祥”，还有蒙和藏族常用的铜银器皿图案，以及景德镇瓷器的吉祥花卉图案等。
清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既加强统治稳定疆域，又保持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一批上乘的精品地毯由此诞生，具有独特的宫廷风格，同时又保留着宁夏地毯的工艺手法。一个脚下的地毯，所用颜色、纹饰绝不单纯是美观随俗的体现，还融入有许多政治、宗教含义及因素于其中。比如下面这幅具有典型宁夏编织风格的“双狮戏球栽绒毯”。
清代米色地菊花边双狮戏球栽绒地毯（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地毯的中心编织附有彩色飘带的绣球，两只骠悍生动的狮子围绕，并做抓抢状。毯中的狮子，佛家子弟崇拜的图形，托衬双狮滚绣球的菱形图样，则是蒙元时期服饰中常见的云肩造型；菊花是蒙古族喜爱的花卉之一，早在元代与波斯频繁交往中，已将异域称谓的长寿菊的植物艺术化，并广泛用于器物的装饰中，一件地毯中浓缩着蒙古部落追求信仰的内涵信息。周边的云纹是典型的康熙时期的纹饰并有明代的遗风。这条地毯是清代宫廷早期会见蒙古代表时所铺用的狮纹地毯。
据清宫热河档中的灯裁作活计档中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避暑山庄中的万佛楼铺设姜黄地狮子绣球花毯、天佛殿铺设黄地狮子绣球花毯”。可见，黄地狮纹地毯是铺设于佛堂的。又如，用于包裹经文的锦套，也常见与双狮绣球为装饰的图案。此外，有些狮纹地毯还是铺设在皇帝的蒙古包中。朝廷每年在宫中的保和殿、中正殿等临时搭建蒙古包，以宴请蒙古、回部、番部年班的官员，特别是皇家每年在避暑山庄举行的木兰秋活动，觐见蒙古部落、外藩首领中，均在蒙古包中进行。朝廷在各项活动中，为有效加强与各部落的联系，遵从其信仰习俗最为重要。以接见蒙古部落为例，蒙古部落始自蒙元时期就信奉藏传佛教，至清初，在清统治大力提倡下，蒙古部落建造的庙宇林立、香火旺盛，崇信藏传佛教风气空前高涨。为此，皇家在接待蒙古部落首领时，应用的物品尽可能的突出佛教艺术的装饰。现藏品中“栽绒双狮戏球地毯”，即是这一背景下的直接产物。
宫中狮纹地毯与有关档案为何均为黄色？或以黄色调为主，究其原因，清代信奉的佛教为藏传佛教，其特点是融入了西藏化的佛教，属黄教派。因黄教派初带黄色帽为标志，贵黄色。遵循教派的这一原则，所以清宫当年的佛事中用拜毯、供桌毯、包括地毯等善用黄色。蒙古崇拜黄教即喇嘛教，它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别支，清政府出于对蒙古统治的需要，深知潜移默化于神权地位的黄教上层统治者，在蒙古广大信徒的眼中宛若天神。黄教所穿带的颜色以黄色为代表，这块地毯由于是用于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所采用的也是以黄色为主调。这件地毯构图主题突出、纹饰对称，并充满了吉祥寓意。
这件清代编织的栽绒双狮戏球地毯的基本色调以黄、蓝相映为主色调，同时又配有米黄、深黄、土黄、藏蓝、湖蓝，湖绿、白、黑、木红、肉色、浅驼等十余种颜色。这些颜色均为植物染色，色彩牢固而鲜艳，并对羊毛有相应的保护作用。在用色上采用的是两晕色与间晕色配色法，润色之处图案表现得清晰自然，而冷暖相配的图形中，又给人一种强烈的立体艺术的视觉效果。使整毯色彩明快富丽，纹样流畅潇洒。毯边的万寿菊花象征着高洁和清廉，回纹则象征连续不断、万年如意。尤其是双狮滚绣球图，是我国民间传统有代表性的图案。它象征着幸福与吉祥，特别是双狮舞，常出现在欢乐喜庆的场面中。它寓意着皇帝祈望四海归心、宇心一统的象征，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帝王为使其皇权永固而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卓越成就。
清代宫廷中各产地的贡毯中，宁夏毯受宠当得益于上乘的原料的保证、天然独特的染料、精致编织技术与完美的装饰艺术，成为皇家园囿中不可或缺的铺陈物。（微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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